寻找北京最早的公园

来源:北京晚报 日期:2018-04-26 09:45

【字号      
分享到:

寻找北京最早的公园

 

陶然亭历史悠久,不过建为公园却是在1952年。胡铁湘/摄

 

  近年来,为方便市民休闲,扩大绿化面积,改善生活环境,北京各区在居民聚集的街头巷尾、闲置空地见缝插针,建了许多小巧玲珑、占地不大的“口袋公园”、袖珍公园。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口袋公园”虽小,也是公共的园林。再加上那些历史悠久的公园,北京城内公园的数量、规模在全国称得上首屈一指。不过,北京的公园历史并不长,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园出现较晚,距今只有一百多年。

 

  余园是北京最早的“公园”

 

  历史上,北京有许多私家园林,如勺园、可园、鉴园、一亩园、乐家花园、那家花园等等,不胜枚举。但这些私园并不对外开放,不能称为公园。辛亥革命以前,除余园外,四九城内没有一座公园。而最早出现的现代意义的公园——余园,也是在私家园林基础上建造的。余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但作为公园则是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始的,距今只有百余年的历史。

 

  余园的位置在如今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东厂胡同东口,历史上,这里是明代东厂锦衣卫衙门所在地。东厂在明代是个谈虎色变的地方,干了不少打击忠良、滥杀无辜之事。据史料记载,明灭亡后,东厂衙门不存在了,东厂旧址则“房屋颓圮,杂草丛出”,原来“古槐森郁,廨宇肃然”的衙门,变成了鬼气森森的废墟。

 

  清初,东厂废墟之地成了康熙朝大学士、吏部尚书阿兰泰的私产。大概因东厂遗址不是“吉地”,阿兰泰的后人以低价卖给了庆麟。庆麟在道光、咸丰年间曾任两广总督,作为封疆大吏,家资颇丰。购得这块地后,他大兴土木,除建了富丽堂皇的宅邸外,还在宅院中广植树木花草,并点缀以太湖石、池塘和亭台楼阁,命名为漪园。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和光绪扔下北京城望风而逃,漪园被八国联军占用,在这里建了德国兵的野战医院。八国联军撤走后,漪园回到庆麟四世孙佛尼音布手中,佛尼音布思想开明,他将漪园略加修葺,更名为“余园”,并对公众开放。据说,“余园”乃“劫后余生”之意。

 

  余园虽小,但具备了现代公园的许多元素,如园内设有饭庄、茶馆,还有照相馆等。不过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生活习惯,人们趋于保守,且余园门票较贵,游客不多,没有几年就经营不下去了。而后,余园成了大学士荣禄家的私产,1913年时,荣禄后人将余园及其附属建筑售给了袁世凯。1914年,袁世凯将余园“赐”给了副总统黎元洪。黎元洪不支持帝制,不承认自己是袁世凯封的“遵义亲王”。袁世凯死后,这里一度成为黎元洪的总统府。

 

  上世纪30年代,胡适曾在此处居住过。日伪时期,这里成为日本的文化特务机关,修了日式图书馆,并在余园内大拆大建,搞得面目皆非。1949年之后,在余园旧址上建起了社科院图书馆和历史、考古研究所。现今,旧的余园建筑所剩无几,黎元洪总统府只留下了一小段围墙,余园彻底湮灭在历史尘埃中。

 

  和余园一样,陶然亭也有悠久的历史。陶然亭最早不过是南城的一片荒野之地,曾有烧制砖瓦的窑厂及大片坟地。园内的慈悲庵建于元代,陶然亭则建于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当时任窑厂监督的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内创建此亭,并取唐代诗人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诗意,为亭题额曰“陶然”,为此地增添一景。历史上,北京城里有许多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但这些是不许平民百姓进入的,而陶然亭一带则是平民百姓自由出入的地方。

 

  在北京众多公园中,陶然亭是文人墨客关注的地方,故而留下了无数的诗词歌赋和碑刻,由于骚客们的吟咏,一些旧坟古冢居然有了诗意和传奇色彩。陶然亭的驰名也引起外国人的关注,在上世纪20年代,日本人中野江汉所著《北京繁昌记》中,就有陶然亭的记述,而且篇幅很大,他认为陶然亭是“可恣意俯瞰江南风光,取一瓢饮的理想胜地”,他还认为“‘绿荫幽草花时胜’,绝非是诗人的溢美之词”,足见他对陶然亭的印象深刻。中野江汉的同乡丸山昏迷也对陶然亭情有独钟,他在《北京》一书中写到陶然亭时云:“亭下数顷沼泽地种植芦苇,清水浅绿的夏季感觉格外清凉,垂衣张网在消磨半日也甚有趣。”

 

  陶然亭旧貌变新颜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在政府的组织下,人们疏浚了池塘、窑坑,迁走了坟头,绿化了荒山,种植了大批花木,修了儿童游乐园,并从中南海里移来了云绘楼及城区一些被拆牌楼,于1952年正式挂出了“公园”的牌子。

 

  古为今用,坛庙变公园

 

  北京的公园在几十年前很少有事先设计再建造的,大多数是“古为今用”,像北京动物园,原来是万牲园(清代农事实验场),是在乐善园、继园、广善寺、惠安寺基础上建的,而且还有“三贝子花园”之称。

 

  北京有“前门西单鼓楼前,九坛八庙颐和园”的说法,说明这些地方是京城游玩的佳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将“九坛”变为公园蔚然成风。历史上,北京的各个坛都是皇家祭祀场所,民国政府和市政当局从1914年开始,有计划地将一些坛庙改建为公园。社稷坛最早被改为中央公园,后又改为中山公园。为使社稷坛现代化,还成立了中央公园董事会。园中开了上林春、来今雨轩、春明馆等餐厅茶社,还建有照相馆、台球房及音乐堂。并根据社稷坛的特殊地理环境,建了唐花坞、水榭,并将辱华的克林德牌坊改为“公理战胜”牌坊迁入。

 

  中央公园经营有方,颇得市民欢心,起到了示范作用。1915年6月北京“市政公所”又将先农坛改为城南公园,并在公园北面筹划“新市区”,建城南新世界游乐场及开辟万明路等。不过,城南公园与“新市区”昙花一现,最终先农坛以北的公园遗址成了民国时的刑场。

 

  据史料记载,1918年,民国内务部设天坛办事处筹建天坛公园。此次坛庙改公园吸取了先农坛的经验,不“招商引资”,也不大兴土木,以原汁原味来吸引游客,人们可以站在回音壁、圜丘坛及祈年殿前聆听远古的呼唤,抒发幽古之情。据《老北京公园开放记》记载,清室善后委员会见坛庙改公园是名利双收的事,也想加入其中,1924年将太庙改为“和平公园”,并在园中养了几只灰鹤来吸引游客。不过,没有多久,冯玉祥派兵驱逐了溥仪,“清室善后委员会”也作鸟兽散,和平公园名存实亡,北京人仍称其为太庙。但坛庙改公园的工作没有停顿,1925年8月将地坛改为京兆公园(也称市民公园)对外开放。

 

  1935年版的《北京旅行指南》对京兆公园有所记述:“民国十四年(1925年)京兆尹薛笃弼将全部辟作京兆公园,费时三月,用款一万六千元,始具规模”,“园中墙壁,满绘古人嘉言懿行”。在园南建体育场,体育场曾有“提倡尚武精神发扬民主,辅助通俗教育陶铸国魂”的门联。在园内还建有图书馆,借以教化民众、开化民智。民国十八年(1929年),京兆公园改称市民公园。

 

  京兆公园比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更加平民化,市民免费出入。毕竟其产生于军阀混战的年月,因“经费无着,以致荒废,游客日渐稀少”,国内一些建筑“均行倾毁”,后来成为“河北第四农林试验场”的种子交换站和苗圃,不再是公园了。

 

  在民国之初,建公园被认为是“改良”的举措,故而连厂甸也在1918年建了海公村公园,这个公园可谓徒有其名,既无亭台楼阁,又无花草树木,不过有几个买卖古玩、文具、图书的小摊而已。1925年北海公园、1928年颐和园与景山公园、1929年中南海公园等公园的出现,一度使北京城公园之多成为全国之最,这还没包括自然形成的日坛、月坛公园。

 

  新公园也各有来历

 

  1949年后,北京城人口剧增,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北京旧有的公园已经难以满足民众的要求,各种新公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东单东大地曾是外国兵练兵场,在1948年围城时甚至还拟建飞机场,到1955年就改成了东单公园。而城郊区一些荒地、树林、池塘、窑坑等改建为公园的更不胜枚举,如紫竹院公园、红领巾公园、团结湖公园、龙潭公园、万寿西宫公园、宣武艺园、朝阳公园、南馆公园、柳荫公园、人定湖公园、青年湖公园等。

 

  以青年湖公园为例,它最早是一片荒地,有许多个窑坑及基督教的坟场,从1958年开建直到1981年,最终形成了一个很美的小公园。东城的南馆公园也颇有来历,历史上此地曾关押过康熙年间入侵中国的俄国哥萨克战俘,为体现“天朝”威望和宽宏,允许战俘在此建了东正教教堂即南馆,十月革命后,居京的战俘后代流亡而去,此地的教堂荒废,1949年后建成了公园。

 

  西城的双秀公园1984年才建成,它产生于中日关系最好的时期,是与日本新潟一家建筑株式会社合建,园名取日本园林“水秀山青”和中国园林“秀丽多姿”的含义,命名为双秀公园。丰台的莲花池公园是北京众多公园中历史最悠久的,它居然与古蓟城有关,但成为公园正式开放则是1990年。丰台的另一个公园万芳亭公园面积不大,但它与元代一个官员的别墅有关,正如《明一统志》所云:“玩芳亭在府南,元栗院使别墅。”“玩芳亭”因有歧义,1991年改称万芳亭。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不少公园均有历史典故,以朝阳区为例,诸如王四营古塔公园、常营公园、元大都城垣公园、将府公园、八里桥公园、白鹿郊野公园、庆丰公园等,都与历史典故有关,公园名称并非徒有其名。像庆丰公园就与历史上的二闸有关;而王四营古塔公园与十方诸宝塔有关。(张双林)

您访问的链接即将离开“首都之窗”门户网站 是否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