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交响

来源:北京日报 日期:2018-10-08 08:23

【字号      
分享到:

如今,每逢周末,北京音乐厅都是灯火辉煌、乐声悠扬。方非/摄

1986年1月4日晚,北京音乐厅开幕试用。(资料片)胡敦志/摄

  川流不息的西长安街上,一幢蓝灰色玻璃幕墙的建筑矗立在北新华街路口,风格典雅,造型端庄,有如一个巨大而神秘的音乐盒。夜幕降临,这里常常是灯火辉煌、乐声悠扬。

  它,就是陪伴了首都市民32年的北京音乐厅。

  破土重建的北京音乐厅于1986年投入使用,是我国第一座现代模式的、专为演奏音乐而设计建造的演出场所,也是改革开放初期首都声效最好的音乐场馆之一。几十年间,这方舞台,迎来了国内外无数音乐大咖,见证了北京古典音乐演出的日益繁荣。北京音乐厅自身的发展,也融入这座城市改革开放的脚步中,汇成一部气势磅礴的时代交响。

  游说三任文化部长

  首个专业音乐厅终建成

  说起北京音乐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这里还是老中央电影院,经过舞台修整、添加音罩后,改建为音乐厅,划归中央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前身)使用。直到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那次重建,这里才成为中国交响乐演出的最高圣殿。

  说起那次重建,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已故指挥大师李德伦。他在业界声望颇高,人又幽默可亲,被亲切称呼为“李大爷”。李大爷一生干过无数足以载入交响乐发展史册的事,建北京音乐厅就是其中一件。

  上世纪70年代末,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文化交流活动日渐增多,外国乐团、指挥家来华演出越来越多,李大爷觉得,首都也该有个专门为交响乐而建的音乐厅,于是向文化部打了报告。

  盖一座专业的音乐厅不是一笔小花销,李大爷知道,一口气要下来这笔钱不太可能。“没钱没关系,我们又不是盖剧场,剧场花钱多,因为它需要有舞台设备,而盖音乐厅省钱。”李德伦这么跟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汇报。黄镇就问,一百万够不够?“够了。”李大爷话音未落,旁边的人冲他直摆手,小声说一百万肯定不够。但老爷子坚持:“够了!”

  曾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出部主任、李德伦的老朋友田振林说,其实,这是李大爷为建音乐厅想出来的“小计策”,“他想的是,只要批准了,那就可以动工。只要动了工,音乐厅就一定能建起来。”就这样,北京音乐厅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并于1983年在原址破土重建。等启动资金用完了,李大爷就再向文化部申请。北京音乐厅建造期间,文化部长换了三任,他就游说了三任……

  1986年1月,演奏厅可以容纳1182名听众的北京音乐厅开幕试用。厅内采用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建筑声学措施,获得了良好的音质、频率、特性和适度的混音时间以及均匀的声场分布。开业之初,李德伦指挥原中央乐团奉献了系列音乐会,田振林至今还记得当时大家的兴奋劲儿,“之前,我们在首都剧场、清华大学礼堂等好多场地都演过,北京音乐厅建好后,那就是咱自家的地儿了。”对专业音乐演出来说,由于不同剧场的声学结构不同,乐团演出前都要提前走台和调整,时间成本不免增加,“音乐厅声效好,乐团排练起劲儿,在这儿演出,又踏实效果又好。”

  很多老北京人都记得,老中央乐团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星期音乐会”。有了北京音乐厅之后,这里每周都有演出,李德伦、严良堃等著名指挥家亲自上阵,演出票10元一张,观众熙熙攘攘,成为长安街畔的一大盛景。“李德伦真的是个智慧而充满远见的音乐家。”著名乐评人陈志音回忆起李大爷连连感叹:“高雅音乐的大众化普及当时可能不太看得出效果,但过了几十年之后,现在看看,那些资深交响乐观众,当年都受过‘星期音乐会’的影响。”

  见证中外文化交流

  小泽征尔、梅纽因曾登台

  在北京,古典音乐一直算不上曲高和寡,只是,改革开放之初,大多数乐迷只能听唱片过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陆续开始有一些外国音乐家来到北京演出,“那种冲击力是现在的人想象不到的。”陈志音回忆当年在北京音乐厅看过的演出,形象地比喻,“那种感觉就像艺术家们突然从唱片里走出来,一个个大活人‘咣’一下来到了你的眼前。”

  说起上世纪90年代初小提琴家帕尔曼在北京音乐厅的演出,陈志音到现在都激动得声音发抖。她回忆说,帕尔曼患有小儿麻痹症,腿脚不是很灵便,但在音乐厅登台时,坚持自己走上台,“这就是艺术家的尊严,绝不让别人扶着上舞台。舞台上,他的琴声一起,那么动听,那么感人,我一直在流泪。”

  正如陈志音所言,北京音乐厅建成后,京城古典音乐舞台有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当年那些只“活”在唱片里的世界音乐大咖,都在这里登台献艺。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多明戈、世界十大女高音之一蒙塞拉·卡巴耶来华,还有“鬼才”钢琴家伊沃·波格莱里奇、指挥家小泽征尔,都曾在这个舞台上一展风采。

  随着来华艺术家越来越多,北京音乐厅的舞台越来越频繁地镌刻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印记。观众们也不用再像改革开放初期时那样,每来一位音乐大咖,都要彻夜排队才能买上票。

  小提琴家、指挥家梅纽因是李德伦和原中央乐团的老朋友,1979年他来京演出还是在民族宫剧场,等到1997年梅纽因再次来华,就是在北京音乐厅登台了。

  当时梅纽因已八旬高龄,在音乐厅为国交指挥排练时却从不落座,一直精神矍铄地站在指挥台上,跟乐团沟通音乐细节。

  两年后的1999年3月13日晚,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又在北京音乐厅举办音乐会。演出开始前,音乐厅负责人语气沉痛地说:“昨天,小提琴家、指挥家梅纽因大师去世了,他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和热爱的音乐家。现在我建议,为梅纽因大师的去世默哀一分钟。”现场气氛凝重,在座观众深深感受到,这一方舞台不仅上演了一场场精彩的音乐会,还见证着中外艺术家之间的深厚友谊。

  北京音乐厅也是最早向观众普及古典音乐观演礼仪的音乐厅之一。“我们很早就提出来,进音乐厅看演出服装要整齐,别穿着拖鞋背心就进来了。”田振林说,对中国观众来说,交响乐毕竟是舶来品,观演礼仪也需要引导,比如剧场中不能大声喧哗、迟到的观众必须在一个乐章结束后才能入场……“这就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的领位员和观众交流时都说‘请’,观众也就不好意思不礼貌了。”渐渐地,中国观众观演素质明显提高,田振林就曾见过,一些观众甚至会拿着交响乐总谱来听音乐会,那一瞬间,田振林心中满是感动。

  寻找市场全新定位

  一直努力走差异化道路

  一个剧院,一旦承担起艺术普及、艺术市场培育和艺术原创的功能,就可能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灵魂。

  上世纪90年代,北京音乐厅策划推出的“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打开音乐之门”等品牌,在演出市场上找到了“雅”和“俗”的结合点,至今仍堪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完美结合的典范。

  “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盛况空前,台上,演员抑扬顿挫,台下,观众席中连掉根针都能听得见。演出刚一结束,热情的观众蜂拥而上,把演员团团围住,要求签字合影。

  “打开音乐之门”诞生于1994年,将现场演奏和讲解结合,以低票价的形式向学生及家长开放。1998年,北京音乐厅暑期系列音乐会正式冠以“打开音乐之门”主题,在暑期向小朋友们“开门”。当时正值我国青少年学习器乐、声乐、舞蹈等艺术特长的高峰期,“打开音乐之门”顺应了这一潮流,也提升了大众的艺术鉴赏力。

  与此同时,北京音乐厅迈出了改革的步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制定严格的演出管理制度,开通中国第一个电脑售票系统……一系列改革赢得了观众,赢得了市场。当时,全市一年的演出加在一起不过几百场,音乐厅一年就演400多场,一时成为北京的一种“文化现象”。

  进入新世纪,北京的专业剧场和音乐厅越来越多,演出市场的密度和饱和度持续增加,古典音乐演出的盘子也越来越大,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天桥艺术中心等新兴演出场馆迅速以先进的设施、周到的服务吸引了大批国际顶尖乐团和音乐爱好者。如何在演出市场上走出自己的路?北京音乐厅开始面临新一轮挑战。

  其实,地处长安街沿线的北京音乐厅从不缺演出,但演出品位如何,考验着管理者的鉴别能力。就在几年前,久石让等电影、动漫音乐会几乎在北京音乐厅“摞”着演,不同演出商、不同版本轮番上阵,很多观众开始感到审美疲劳。

  “演出公司不会对演出的艺术价值进行过多考量,在商言商也无可厚非。”北京音乐厅副总经理周佳毅坦言,但对剧场来说,如果项目重复率过高,就会拉低剧场品位,“音乐厅可以不赚这份场租,也要控制类似演出的场次。”

  “根据大量的市场调研,我们把自己定位为适合中小型专业演出的场所,比如室内乐。”周佳毅说,一些相对小众但乐迷黏性比较高的室内乐演出,能充分彰显北京音乐厅的优质声效条件。此外,一些在国外比赛中崭露头角,但在国内还没有获得广泛知晓度的青年音乐家,也会把回国或来华的首场演出放在北京音乐厅,如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冠军张昊辰、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赵成珍等。

  “随着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观众的欣赏水平明显提高,对古典音乐演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周佳毅坦陈,在挑战越来越大的市场环境中,固守陈规肯定会被淘汰,“常规的音乐项目大家都在演,音乐厅想推出一些新的东西,让观众更感兴趣。”在她看来,走过几十年风雨的北京音乐厅,一直在努力走差异化道路,为京城文艺演出市场增加新的色彩,为改革开放的时代交响谱写新的乐章。(韩轩)

您访问的链接即将离开“首都之窗”门户网站 是否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