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兰英的“味儿”是怎样炼成的

日期:2019-01-04 10:18    来源:北京青年报

分享:
字号:        

  原标题:89岁为人民歌唱70余年,而今重返人民大会堂 郭兰英的“味儿”是怎样炼成的

  

  

  

  

  

  “姑娘好像花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2018年12月22日晚,传唱了数十年的郭兰英的经典声音再次回响在雄伟的人民大会堂。89岁的郭兰英在年轻歌唱家张也、王宏伟、刘和刚的簇拥下,放声高唱《我的祖国》。这是《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的演出现场,一曲曲经典再次被年轻一代歌手重新演绎,观众通过歌声沉浸在对共和国70年岁月的回味中。

  经过郭兰英创造性演绎,《妇女自由歌》《夫妻识字》《翻身道情》《北风吹》《恨是高山仇是海》《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八月十五月儿明》等歌曲成了经典,成了70年新中国有声的历史。贠恩凤、万山红、阎维文、张也、王宏伟、刘和刚、雷佳、吴碧霞、王丽达、高鹏、吕继宏、方琼、王二妮等歌唱家再次唱起这些歌,大屏幕上介绍着郭兰英的成长和艺术成就,著名歌唱家郭淑珍、李光曦、胡松华、邓玉华、李谷一也登台表达了对郭兰英的敬意。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谢芳亲自跑来献花,著名画家杨先让、著名舞蹈家陈爱莲、著名歌唱家王玉珍等,都到现场并表达了祝贺。胡松华亲自书写了一幅书法作品“唱作念舞塑英烈,声美情深扬华帆”赠送给郭兰英。

  一位老艺术家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中国歌坛上,兰英依然代表着民族声乐艺术的最高成就。兰英同志是大家,是高峰,她以独具的光彩映照着音乐艺术的大千世界。”一位诗人说:“我爱她的歌声,这歌声来自民间,有刚犁开的泥土的气息,好像烈火一样炽热,唱出了苦难和抗争。她的嗓子是用金属薄片制成的,从心房里发出的声音准确、悦耳、使人振奋,嘹亮的歌声露珠一样的圆润,百灵鸟在啼啭,清清的泉水流在山涧……”

  郭兰英的歌“有味”,有什么味?中国人的味儿,中国大地上的味儿!

  那么,郭兰英的“味儿”是怎样炼成的呢?

  枕着腿睡到半夜,师父来敲打“换腿”

  腿在哪里?

  因为贫困,幼年郭兰英唱了戏。身材矮小上不了舞台,需要大人在身后拤住腰抱上舞台。身子没有道具木刀高,垂直提刀的小胳膊需要用劲抬起,才可以使刀尖不着地,一不小心,刀尖就碰住台面了。郭兰英边学边实践成了晋剧班的一员,她回忆道:“才四五岁吧,跟着我师父在农村里头演出。唱完一个,等下一个台口。有台口,就继续赶路。师父把我都放在驴上,骑着驴,两边都是服装道具,还有被子和什么。我坐在中间,铺一个褥子,坐在上头。一开始跑丫鬟、才女,是龙套,但没打过旗子。六岁的时候,演小武生,我拿的那个刀啊,比我个儿都高。俩小孩一起站着,下边嗷嗷的,挺喜欢的。演《武松杀嫂》,那刀差不多比我还高,刀立在这儿,我的脑袋在这儿,但是观众特喜欢。我特认真,我自己也挺带劲的。一开始是刀马旦,我能翻跟斗嘛。”

  师父要求睡觉的时候,枕着脚,就是把腿掰到背后,脚枕在后脑勺下。88岁时,郭兰英一边比划一边讲:我为什么现在还能这么走?我的腿是练出来的。小时候,练功,晚上枕着脚睡觉的,把脚翻起来翻到后边,睡觉。前半夜左腿,后半夜师父用棍子敲:“换腿换腿。”整条腿拿下来的时候,都没有知觉了。心里问:“师父,不是自己的腿啊!”左腿已经没有知觉了,一点一点下来。师父说:“快点快点,我还要睡觉呢!”然后再把这条腿弄上枕着。五点不到就又敲,起床了。……这师父不容易啊,他也不能偷懒。

  两个小时睡觉外,一天都在练功

  到了太原,郭兰英的新师父是“九二师父”张春林,按照《晋剧百年史话》口述人王永年的推算,九二师父出生于1886年,即丙戌狗年,大清光绪十二年。他教郭兰英的时候,56岁了。郭兰英回忆说:

  每天清晨四点就空着肚子到野外去练声。开始并不大唱,而是“喊嗓子”。师父教我们喊“唔”和“啊”(唔是闭口音,啊是开口音)两个字,“唔”字发音时由小肚子(实际上就是一种胸腹相配合的呼吸法,并非把气吸到小肚子里去)经鼻腔共鸣再从嗓子里出来。“啊”也是从小肚子出发,但没有鼻腔共鸣,是圆的。喊“唔”或“啊”字时,也有高低音的变化,但极简单,喊了十分钟到二十分钟之后,嗓子里“热火”了,就是“润”了,再下去念道白。道白的声调比唱低,比说话高,每一句道白中,有高有低,有强有弱,作用是练声音又练字。我初学时,常练的一段道白《三娘教子》。念到“出溜儿”(即嗓子眼滑了)时就好了,接下去才用戏中的腔调来练习;喊嗓子和念道白是为练唱作了很好准备。当时不管身体好坏,我们每天不间断地总要有三四个钟点的练声。

  师父教唱,主要根据徒弟的具体情况,鼻音太重的,就光念道白,位置不对时也不许唱。每人的毛病不同,每天的情况也常有变化。我们有好几个师父轮流教,但方法是统一的,所以虽然换了人,也并不妨碍教学。

  声音要能运用自如,须掌握几种位置,即:靠前、靠后、靠里、靠外、中音,及“脑后摘筋”(指头腔共鸣)等等。靠前音不用小肚子发,而是逼在前面的(“噯”)。中音是小肚子出来的,因运用底下的气顶上来,所以最圆润充实。“脑后摘筋”是把声音绕到脑后去(唱“一马离了——”)。这几种声音,不能单用一种,主要是综合起来运用,虽然位置不同,发音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北方冬天的早晨,寒风凛冽,郭兰英一样去到海子边。师父要求兰英伏在冰面上练声,直到把坚硬的冰哈出一个洞来。即使刮着大风,飞着雪花,都得张大了嘴,对着风,对着雪喊嗓子。有时候身体不舒服,有病,也必须坚持不懈地练。

  早上四点到八点,海子边练声四个小时。回到院子里,是两个小时练习武功的时间。早晨这六个小时结束后,才能吃早饭。早饭之后,大约十点到十二点,练习勾嗓子。中午过后,需要练习“吊嗓子”。一天中的第二顿饭,吃得比较早。晚饭之后的时间,要听师父念戏。因为那时候戏班子里的师徒都基本不识字,师父的戏文都记在肚子里。于是,师父一句一句教,兰英一句一句记,全是口传心授。晚上有时候还要到戏园子里演出,演出结束回家,一般都到了夜里12点了,等睡下,就更晚。有时候,真正休息睡眠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

  睡觉的两个小时也不消停,枕着腿睡,再换了腿继续枕着睡。这日子全是和身体较劲。这就是一个学戏孩子的一天,这样的生活至少持续三年。为了未来成为“金玉”而非“土泥”,做着好梦的孩子们必须忍受这番苦。老话说“不吃苦中苦,难得人上人”。尽管许多孩子终其一生没有成为“人上人”,但在少年时候,也不能不吃苦中苦。

  至少,郭兰英是这样过来的。

  转折,发生在1946年

  1946年,在张家口,成为晋剧“头牌”的郭兰英与新歌剧《白毛女》相遇了。郭兰英说:“我在张家口演晋剧,满城都给传开了,说《白毛女》怎么好怎么好。我因为天天在演出,所以没有时间看。有一天,我只演一个比较短的折子戏《血手印》,在最后压轴的。之前是班上其他演员的折子戏。这期间大概有两三个小时,我就趁这个机会跑到人民剧院,好像是一个电影院去看了《白毛女》。”

  她后来在《革命艺术对我的影响》一文中说:

  我早听人家说《白毛女》是个很好的戏,是个“歌剧”,歌剧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早就想看了,就是没有机会。这次好容易碰上,我就兴冲冲地跑去看戏。戏一开头就“拿”人……说实在的,这时候我已经演过几年戏了,我知道舞台上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演员表演出来的,所以我看戏一般是不那么容易激动的。可是看了《白毛女》,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一边看,一边就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我们戏班那边前面唱的帽儿戏快完了,该我上戏,我还没有回来,演员就把戏拖得挺长,到《白毛女》第一幕完了,我才赶回戏班。大家一看,我哭得像个泪人儿,眼睛都哭肿了,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围着问我,我却什么话也讲不出来。这时前边已敲起了锣鼓等我出台,只得匆匆抹了两道眉毛,化了个素妆就上台。那天的戏根本没有演好,不知怎么搞的,本来要演一个多钟头的戏,我四十多分钟就赶完了。心里一个劲儿惦记着那边的《白毛女》。也没顾上把黑眉毛擦净,把红嘴唇抹掉,就往那边跑。还好,赶上了最后斗地主那幕戏。

  郭兰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开始觉得还好,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尤其是杨白劳喝了卤水,死了。看到那时就不行了,哭得我受不了。我定在那儿,想走,双腿走不了,差一点儿误了自己的演出。看完演出,我回去怎么也休息不好,心里头总是想着《白毛女》。我心里就有了一个打算,这才叫演员演戏,这叫真戏,演员演的真戏,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白毛女》。”

  1946年10月,中央战略转移,暂时撤离张家口。部分戏曲演员加入八路军的剧团随军撤离。郭兰英回忆说:“我们要往出撤退,因为国民党要进去。等张家口撤退的时候,我就参加了革命。那时候我就很坚定,谁劝我也不听。”

  当时她在同德戏院演山西梆子,经理、班主都是赵步桥。郭兰英不想干晋剧了,赵步桥坚决不肯让郭兰英离开。郭兰英已经被《白毛女》所召唤,心再也留不在戏班了。每天演旧戏,咿咿呀呀的,她不喜欢了,一点都不喜欢了。对旧戏班,她感觉到没有任何一点值得留恋的地方。她坚决不演旧戏,不演才子佳人了,她要演新戏,演像“喜儿”这样的角色。

  非常昂贵的整套行头,三箱子行头,穿的衣服,三副头面面饰中一套是银子做的。郭兰英说不要就不要了。她说:“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因为部队里头没有这个,也不演这个戏,我带着那个行军,人背着背包都是一个累赘,再带箱子根本不可能,所以全扔了,整个都扔了,不要了。”

  没有办法说服郭兰英留下,赵步桥就问:“你那么多东西怎么办?”

  郭兰英说:“不要了,都给你们吧。”

  母亲刘福荣也不同意女儿的决定,她说:“你去干什么?你是唱旧戏的,人家是演现代戏的。还有,你说话完全是山西的味,人家能听懂吗?”

  郭兰英说:“我慢慢儿就改了呗。”

  刘福荣又说:“革命队伍里又爬山又走路,每天得要行军走路,你哪儿成啊?你又没有走过,我呢,我就更不行了,怎么办呢?”

  不管母亲怎么劝说,郭兰英全然不听。她回忆说:“反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要是认准了,你再说我也不会听你的。没有办法,母亲只好跟着我,一块参加了革命。”

  拔掉金牙,写好“党”字

  郭兰英参加了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革命了,到了老解放区,但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因为她没有上过一天学,怎么能写得了“郭兰英”三个字?尤其未简化之前的“蘭”,非常难写。进入革命队伍,要登记,写简历,郭兰英都不会,一个字都不认识。

  这可怎么办呢?别人代替她写,最后由她签字。可是,签名也不会啊!

  于是,学习文化,就从学写自己的名字开始。郭兰英回忆说:领导上派了四个先生教我。一个是学文化的,一个是识谱的,一个是讲革命道理的,还有一个是排练新演剧目的。挺好的,我自己就开始学了。开始写“共产党万岁”,我就先学“共产党”三个字。就这样在革命队伍里头学的文化。还有表演,大课、小课、个别课,就这样跟着队伍一块儿上。

  从16岁长到18岁,郭兰英全心全意学习文化知识。她回忆说:一早起来就扭秧歌,到七点钟上课,每天都是这样的日程。倒是挺好,你说累吧,也不算轻松,也够累的;你说太累吧,那时候年岁小,才16岁,也不觉得。反正就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分子,多光荣啊!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特别幸福,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从一个旧艺人,转变为新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喜儿开门!”这是《白毛女》中杨白劳的一句简单的台词,但到了郭兰英嘴里,立刻成了:“喜儿开蒙!”伙伴们见了她,专门打趣:“喜儿开蒙!”

  学说一句台词,文工团的伙伴就笑话郭兰英,前后鼻音不分。大量的前后鼻音的问题,郭兰英意识到了,就努力改起。学戏,她本身有非常好的语言天赋。但一个字一个字改,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郭兰英回忆说:可吃了苦了,人家都瞧不起。一开始参加革命,大伙都笑我说话,我是杂的很,又有平遥话,又有汾阳话,又有太原话,还有张家口话。在张家口两年,后来参加革命,乱七八糟的,人家说你怎么一会一变,怎么回事啊?我自己都不觉得。最后就统一,统一到普通话。

  70多年的艺术实践,郭兰英歌声最魅人的地方是“味儿”,“味儿”是哪里来的?2011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4期刊发了学者钱茸《原文唱词在歌唱中的地域性音乐价值谈——唱词音声说三探》。作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阶段性地,或者说历史性地破译了“郭兰英魅力密码”。钱茸说,长年浸淫于山西戏曲环境,郭兰英的嗓子有了某种“基因记忆”,从而形成了发什么音“最舒服”的感觉。她的喉舌形成了对“味儿”的潜在判断力,这种判断可能比她的脑更准确。所以,即使她本人愿意学习某种新东西,或者去模仿另外一种声音,但是,这些声音从她的嗓子里出来的时候,她的“喉舌”进行了一次过滤,依旧会回到“郭兰英的味儿”上去。这显然不是说郭兰英没有学习能力,而是她具有一种超能:把天下味儿,变成“我的味儿”。钱茸在文章中说:郭兰英是一位极有听众人气的歌唱艺术家,网上有人称她为“不可超越的郭兰英”,意思是,她的歌唱,有一种让人无法模仿的魅力。西北语言并不像藏语或闽南语那样拥有大量鼻化音韵母,却拥有一个极富魅力且使用频率极高的鼻化音[ε]。郭兰英的演唱中,突显了[ε]韵对她的特化作用。关键在于,有些歌曲与西北毫无关系,如电影《上甘岭》里的《我的祖国》,她仍然把歌词中所有的[an],读作[ε]。不仅如此,她在歌唱时还尽可能把[ε]的读音感觉渗透到其它字韵里,使之成为一种吐字的整体风格。听众全然接纳了这种不用纯正普通话的郭兰英风格。后来有人试图用美声或学院派民族唱法演唱《我的祖国》,听众反映都不及郭兰英原版,大家只认郭兰英的“那个味儿”。

  郭兰英在“戏”与“歌”之间找到的“味觉”平衡点,已成绝响。《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是否可以唤醒人们对郭兰英的认真研究,中国乐派人人都能有更多自己的“味儿”呢?(刘红庆)

您访问的链接即将离开“首都之窗”门户网站 是否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