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智:我与周口店遗址

来源: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 日期:2018-08-22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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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新智

  1928年6月2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县。1953年春从上海医学院医本科毕业,其前半年被分配参加中央卫生部高级师资进修班到大连医学院进修人体解剖学,1953年秋结业。1953—1957年为大连医学院解剖教研组助教。1957年起参加中国科学院副博士研究生学习,1961年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历任助研、副研、研究员、人类学学报副主编、主编。1983—1988年任副所长。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主要研究古人类学,先后在周口店、广西、云南、广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区调查和发掘古人类遗址,参与发现山西丁村、河南淅川和湖北郧西的智人和直立人化石。主要研究现代人起源,在1984年与国外同行联名提出多地区进化学说,成为迄今关于这个问题争论的两个最主要假说之一。综合研究我国人类进化历史,提出河网状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得到广泛认同。发表科研论著120余件和大量科普著作。

  199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研究生优秀导师,2008年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评为杰出贡献教师。1986年起历任中国解剖学会常务理事、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历史科学奖二等和三等奖各一次、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科普图书类一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一届北京市优秀科普作品奖最佳奖、上海人类学会终身成就奖。

  

  我与周口店的古人类结缘至今恰恰60年,一个甲子。 在这漫长岁月中我曾经为之学习,为之思考和钻研,贡献绵薄之力。现在回想起来,我从这些活动中在知识积累和思维能力以及科学素养的提高上都获益匪浅。应口述史采访同志的要求,我将与此有关的点滴经历略述于后。

  1957年,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在周口店办培训班,培训全国各省的文物部门和有关单位保送来的学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各省的文物考古工作的骨干,其中包括重庆博物馆前馆长方其仁等。班主任似乎是鱼类学家刘宪亭先生。学员们吃、住和学习都在龙骨山南坡的两排平房,其间是一个大的庭院。人们出入经过其东墙中间的圆形门洞,培训班的人戏称这个院子为 “大观园”。我被指 派编写讲义讲授古人类学。那时我们在珠市口的马路南侧乘长途汽车到周口店。因为回城的汽车要到周口店村附近的路边等候,往往没有准时间,所以我们回城时一般是在龙骨山下的车站上火车,到琉璃河再转乘其他列车到北京,一天只有一趟或两趟车。

  1958年,在包括中国科学院在内的 “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开展了 “拔白旗”运动,要求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群众贴大字报说我走白专道路,翻出1957年5月在“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期间的小组发言记录本,其中记录着我说过“教授治校可以试试”这样的话,而在1957年6月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中“教授治校”被定为右派言论,受到严厉批判。当时可能由于被作为右派批判的名额有限,或者其他原因,我没有被提出来进行批判。但是在1958年夏天却被“补课”而批判了三个月,直到运动结束没有能得出什么结论,只得不了了之。以后就派我到周口店去参加发掘。

  当时的发掘工地在第1地点,发掘东侧的堆积物,由贾兰坡先生负责。参加发掘的主要人力是北京大学由教师吕遵谔率领的考古专业大一和大二勤工俭学的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朱非素,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的汤池,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吴梦麟等。汤池在此期间认识了我们所古人类室的段雨霞,以后结成连理,可谓一段佳话。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研究生,只是跟着发掘,没有什么建树。发掘工作劳动强度相当大,我与那些年轻学生一样,手握铁锤在坚硬的堆积物上“打眼放炮”,经常在烈日下汗流浃背。20世纪90年代我去广州出差,时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朱非素请我吃饭,对在座的该所骨干介绍我的时候说她1958年在周口店参加发掘时听人说我是在运动中被批判后送到周口店“劳改”的。其实这是以讹传讹,我当时和大家一样并没有受到任何歧视性的待遇。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极大地振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人心和士气。1958年中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超英(国)赶美(国)”。媒体经常报道许多单位做出了大大超出寻常的成绩,将其称为“放卫星”,推高 “大跃进”运动的气势。那时各行各业都在努力争取“放卫星”。我们研究所领导觉得周口店北京猿人知名度很高,要求通过周口店的发掘“抱人头,放卫星”,意思是要挖出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宣传这是“大跃进”的成绩。工地临时拉电线安装了电灯,“挑灯夜战”。因为目标是“抱人头”所以炸出来或挖出来的堆积物体积只要是小到估计不会包埋头盖骨的就被推到一旁,让其滚下坡去。现在想起来,不是不可能有牙齿或小块化石还埋没在第1地点现在洞底东部的土石中。

  第1地点东坡山脚下有一个朝东的小洞,一般认为很可能是猿人出入的洞口。1958年也发掘了,由于没有重要的发现,不久便放弃了。

  有一天郭沫若院长来我们工地视察,与我们在鸽子堂前还照了一张合影照片。我还记得郭老在接待室为我们做报告的情景。他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娶了日本妻子,生了许多孩子,生活负担重,一大家子人就靠他写稿得来的稿费生活,在如此为生活奔波,一无导师,二无助手的情况下,还是写出了《十批判书》等著作,(他自谦)时至今日还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他勉励在座的知识分子,或上有导师指导,或下有助手帮助,没有理由不做出比他好的成绩。他说着说着兴奋起来,便坐到了身后的长条桌上继续讲。这个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随着暑假过去,北大师生回校上课,我们的发掘也就停止了。第二年赵资奎负责接着往下挖,开工不久就在现场南部出土了一件下颌骨。贾老如果在头年继续多挖几天,履历上就又能增多一项发现记录,我也在场,可能沾点光,可惜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1959年是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发现30周年,周口店陈列馆(20世纪70年代建造新展厅时被拆除,原址在新展厅门前大台阶下正前方)实行整改,在原来50年代初期展陈的基础上根据科学新进展整改,还是在那300平方米的房屋内,只是作新的布置。研究所领导让我负责,我记得设计了两项新的表现形式:一是底下放着灰烬标本,在上面展板上画一个火焰;二是将北京猿人的一些化石模型挂在一个画着人形的展板上相应的解剖位置上。

  研究生不是要有论文嘛,我的导师吴汝康先生原来安排我研究西安半坡的新石器时代人骨,在我和同事刘昌芝把考古研究所从西安运来的标本在二道桥“南院”的院子里整理粘接就绪,正要开始研究时,所领导决定将这批材料交给刚刚调到我们所的颜訚先生由他主持研究,安排我和刘昌芝做他的助手。在研究完这批材料后,吴汝康先生把周口店山顶洞人类头骨化石模型给我,让我做研究生论文。魏敦瑞(F.Weidenreich)1939年的论文着重从每件头骨上与其他头骨不同的特征上做文章,得出他们属于三个远隔万里的人种类型的结论。后来,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系有个主任,他写的一本教科书里更有意思,他说山顶洞的三个头骨化石代表的是一个老头,娶了两个妻子,一个中年,一个青年,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我怀着与魏敦瑞不同的思路,总结出三个头骨的共同特征,主张属于一个群体,同时将各个头骨之间互不相同的特征进行另样的解读,加强其属于同一群体的论证。我还指出和论证了魏敦瑞其他的错误,并且从过去留下来还没有来得及研究的标本中找到一些山顶洞人类的四肢骨模型一并加以研究和报道。(详细内容可以参考我1961年发表的论文)

  苏联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格拉西莫夫(ΜΜΓΕΡΑСИΜΟΦ)十分擅长根据古代人头骨复原其面相。苏联大使馆在50年代赠送我们所一具他塑造的山顶洞人复原像,没有说明根据的是哪个头骨。我测量后判断是他根据101号头骨做的。但是塑像显得很年轻,于是我请老技师王存义合作,将它加些胡须,弄得像个老年人。

  1969年4月至1970年夏我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听说,在此期间周口店工作站从附近农村得到新出土的一只大象牙,将其陈列在接待室西边一排平房中的一间小屋内。郭沫若院长知道后带领一些干部和夫人于立群来周口店视察。于立群当场非常激动,说这么好的文物怎么被放在这么个小房间!郭老回去后便批准科学院拨款为周口店遗址新建面积更大的展览馆。很快就在原来300平方米小展厅西边的山坡上建起了1200平方米的新展厅。还将原来停车场与接待室之间的几组台阶改建成可以通行汽车的搓板式的水泥路,两边种植了小柏树。

  有了大展厅,当然要扩大展览。所领导派古人类研究室(当时改称为“连队”)的指导员陈祖银挂帅,高等脊椎动物研究室的张镇洪和古人类研究室的陆庆五负责学术工作,绘图室负责人沈文龙负责艺术工作和具体布展事宜。这时我在“五七”干校体重下降到45千克,出现肉眼可见但是无痛的血尿,附近广华寺的五七厂医院医治无效。我被批准回北京治病,经北京中医医院西医学中医的沈大夫治疗痊愈后便被指派参加周口店的整改。当时计划新的展览括脊椎动物起源和进化以及人类起源和进化两个部分。我自告奋勇设计脊椎动物部分。设计完后又被分配继续设计人类的部分。说明标签的内容,中文和英文的,都是我起草的。我还设计了将几个银杏叶形的图案连接起来表现脊椎动物几个纲既有灭绝又有连续的进化模式图和周口店第1地点各层的古气候变迁的曲线图。

  这次整改中从事艺术工作的还有李荣山和杨明婉。李创作了几幅新画,其中有我2 015年新书《探秘远古人类》封面用的北京猿人采集图。除本所人员外还从外面请了些人,有画家,也有负责书写标签的(当时没有电脑,全靠手写)。所有工作人员吃住都在“大观园”,工作在接待室和新展厅。负责书写标签的那位老同志作过一首描述当时生活的打油诗,我现在只记得一句:“每日三餐山上下”。

  整改验收时郭沫若院长和杨老(当时是“革委会”掌权,杨老已经不是所长了)都提出,周口店的展览应该突出周口店的东西,不赞成包括脊椎动物进化,不赞成将马门溪龙这样的大标本放在周口店。但是他们对这些意见并不坚持,而且当时北京很少有(也许还没有)恐龙公开展览,所以所领导决定还是按照原样展出。在几年以后的整改中撤去了脊椎动物进化部分和恐龙的标本。

  再以后的几次整改,有别人负责做的,不过大多数中英文说明沿用至今。在邱占祥当所长时的那次整改是绘图室的侯晋封承包的,邱提出要加一段周口店遗址发现和研究的历史。侯请我设计和搜集资料,说明词也是我草拟的。

  1937年发掘了周口店第4地点的上部堆积物,后来经过自然的侵蚀,到20世纪60年代在残余堆积物顶部的北侧出现了一个裂口。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全国许多大学生和中学生免费乘坐火车到各地“造反”(当时称为“红卫兵大串联”)。1967年有几个来到周口店的“红卫兵”发现了这个裂口,便钻了过去,原来它通向一个位于第4地点堆积物北侧被其封堵了的不大的山洞(后被当地人称为新洞)。1973年,古脊椎所组织人员继续发掘第4地点的堆积物,在这个裂口以南,水平位置比其稍高处,属于第4地点的堆积物中挖出了一颗人类上前臼齿化石(具体位置可以参看1978年出版的《古人类论文集》中顾玉珉的论文中的附图)。继续向下挖掘使得这个裂口逐渐扩大称为新洞的洞口,发掘人员可以顺畅地进入其北侧的这个山洞,在洞底挖了一条探沟,发现此洞内的堆积物有水平层理,与第4地点在沉积过程中向北突进,经过这个山洞入口处突入洞内几米的,上表面倾斜的一堆堆积物在物质构成和层理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不幸的是,工作人员在发表发掘报告时混淆了二者,误将那颗出土于新洞以外,第4地点堆积物中的人牙写成了新洞的产物。此后多年以讹传讹,一些出版物将实际上明确出自第4地点的人牙写成“新洞人”,连我参与主编的《中国远古人类》也未能例外。直到90年代我才意识到这里有问题并感到内疚,开始尽力纠正。好在这两套堆积物现在还保留在原地,很容易区别。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70年代前半,美国希腊裔基金会代表团访华,参观周口店龙骨山遗址和展览馆(博物馆)。古人类研究室支部书记崔憨德被派去负责接待,我被派负责讲解,按照当时的规定,我只能说汉语,由中国外事部门派来的陪同人员翻译成英语。在讲解过程中,我有时发现他由于不了解有关的专业知识而翻译错了,便悄悄纠正他。次数多了,陪同翻译请我直接用英语讲解,我问崔憨德可不可以。他同意了,我才用英语讲解和回答外宾的问题。代表团团长解诺斯(Janus)在得知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化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人手中被弄得下落不明了(我听吴汝康先生说,1954年纪念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25周年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拿不准在报告中怎样说北京猿人丢失的这个重大事件,请示了周恩来总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定下这样的提法)的时候,要我委托他回美国后发起悬赏寻找的活动。我当然不敢擅自答应。但是他回国后自行悬赏(50万美元?)寻找北京猿人化石,还为此出了一本小书。后来他告知,有一个女人说愿意提供线索,约定在纽约帝国大厦见面。但是在指定会面的时间她却惊鸿一瞥,躲开了。

  1975年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访问我们所,我是古人类研究室的“连长”要用英文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古人类,我觉得一次次讲我们所的英文全名太过啰嗦,便在使用所名全称后改说简称IVPP。当时谁能想到由于全所同仁的学术贡献,现在IVPP成了全球古生物学界一个响当当的名称。代表团成员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荣誉教授毫厄尔(WWHowells)给我看一张照片,显示一个长方形抽屉状的木头盒子,其中有一些人骨,问我是否丢失的北京猿人化石。我看其中有一根大腿骨是完整的,便告诉他北京猿人大腿骨化石没有一根是完整的,其他骨头从形态上看也不是北京猿人的。通过这次接待,我结识了访问团成员中有,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考古学家美籍华人张光直。张回美国后不久写信告诉我,他从芝加哥的报纸得知解诺斯是骗子,他以寻找北京猿人化石为借口骗得了好心人的捐款中饱私囊,正受到起诉。

  20世纪中叶,分支系统学(支序系统学)开始在古生物学研究中大行其道,70年代起也在古人类学研究中盛行起来。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否定直立人是智人的祖先。其主要根据是认为直立人具有许多独有的而智人却不具备的特征,例如头骨狭长、有粗壮的眉脊、矢状脊、厚的骨壁、额骨在眼眶后方很狭窄、颞骨鳞部低矮、上缘近直线形、顶骨下后部有角圆枕、有枕部圆枕、枕部弯折很显著等。我在1990年著文指出这些特征分别存在于大荔、金牛山、许家窑、马坝、资阳和穿洞等属于智人的头骨上。另一方面,和县被归于直立人的头骨却具有一般的属于智人的性状,我指出这些集‘直立人性状’与‘智人性状’于一身的镶嵌现象可能是由于各个性状在进化发展的不同时期中,或不同地区间进化速率不同,指示着中国的智人是由直立人进化来的”,反对将北京猿人排除出中国现代人祖先的行列。后来我对中国其他地点直立人和大荔等人类化石的研究,使我进一步认为中国各地的中更新世人类化石可能分别代表着互相之间小有差异的进化小支系,其间有基因交流,构成网状的进化图景,周口店的猿人代表其中的一条支系,不应排除其对现代中国人祖先的贡献,其贡献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和占多大份额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自从将周口店第1地点的人类化石归属于直立人之后,一般便将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出现于媒体为这些化石起的通俗名称,“北京人”,指代这些化石,有人以为这是比北京猿人更科学的称谓。为了澄清这个误解,我在多个场合说明,周口店第1地点的人类化石的科学名称由1927年最初的Sinanthropuspek inensi s (直译,北京中国人,不知何时开始翻译成中国猿人北京种),历经Pithecanthropus pekinensis (北京猿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北京直立人)的历史过程,说明北京猿人曾经既是学术名称又是通俗名称,现在仍旧可以作为通俗名称以示与现代人有显然的区别。而“北京人”也是通俗名称,查查当今中外任何一件古人类学著作不可能找到与之对应的拉丁文学名。所有上述分类名称的改变都是基于不同学者对其形态学特征有不同的评价,没有任何遗传学依据。所以以为直立人和智人的关系与马和驴的关系一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古生物物种的定名依据和涵义与现生生物不同的。

  1985年,美国有个考古学家宾福德(LR Binford)是当时很新派的领军人物,他认为周口店第1地点的烧骨是洞内的小动物粪便自燃把骨头给烧了,所以不是人烧的。他和其研究生何传坤写了文章,Taphonomy at a Distance:Zhoukoudian,"TheCave Home of BeijingMan"?(《远距离看周口店的埋藏学,是“北京人的洞穴之家”吗?》),在美国的顶尖杂志,Cur rentAnthropology(《当代人类学》)发表了。文章发表后,他给贾兰坡先生写信,想要自己来亲身研究一下。1986年他就来了,看了一下周口店,又去山西走了一趟,回去以后又写了一篇文章。因为原来那篇文章的共同作者何传坤与他闹翻了,就换了另外一个共同作者,是他的妻子(女朋友?)斯通(NM Stone)。这篇文章里面承认第4层可能有人工烧火的遗迹。他的文章影响很大,但是毕竟他第二篇文章承认有人工用火,所以我们就没有太在意了。

  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以色列人卫纳(S.Weiner),到周口店待了一段时间,采了一些样品,回去做了实验。1998年在美国的顶尖杂志Science(《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引起了轩然大波。共同作者还有另一个以色列人,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曾经做过人类学系主任的巴-约瑟夫(O.Bar-Yosef ),而且在同一期杂志上还登了专门宣传这篇论文观点的另一篇文章,因此论文的影响很大。这篇论文主要说,作者们在周口店第1地点采的样品虽然有烧过的骨头,但是没有找到灰烬或者木炭,因此骨头不是在这里烧的,没有在原地燃烧的直接证据。还有一点就是没有查出硅的聚合物。大家知道植物烧了以后会残留植硅体。他们在洞里采到的样品中没有植硅体,所以就没有在洞里面烧过。他们说烧骨埋在具有水平层理的细泥沙堆积中。泥沙堆积成水平的层理,什么意思呢?他们认为这表明,烧骨是裹挟在很细的泥沙中由能量很小的水带进来慢慢沉积下来的。因此他们就说这些烧骨虽然确实是烧骨,但不是在洞里头烧的,是在洞外烧了以后,由低能量的水慢慢将它带到洞里,再慢慢沉积下来的。在洞外面是人烧的?还是自然烧的?就不知道了,反正在洞里面没烧。而且还说,洞里的大部分堆积都已经挖掉了,所以不能够确定这个地点是不是曾经有人用过火。这篇论文把以前学者们对于周口店猿人用火的研究结果都否定掉了,在国际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国内专家座谈了,在《人类学学报》上登了一个汇总的报道,国际上影响很有限。我觉得在那些发表的文字中好多该说的没说到点子上,所以后来我就写了一篇英文的文章反驳了,也投到美国的Sciences杂志。编辑部把我的稿子给了卫纳,说人家来批评你的论文了,你怎么说?他写了个答复,但是编辑部认为不足以否定我的观点,便将其答辩与我的文章在1999年一同登了出来。至今没有人发表论文质疑北京猿人用火的事迹。其实我并没有为此做任何实验,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实际上都是用卫纳等以及过去别人论文里发表了的资料,以比卫纳等人合理的辩证思维将那些资料重新综合一下形成我的论据,有力地驳倒他们的观点。

  但是我自己知道有一个软肋,他1998年的论文不是讲没有植硅体吗?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解释。但是很庆幸地,他在答辩里面没有把这个提出来(后来我从其他渠道知道,他们当时看到了植硅体,由于量少而将其忽略掉,我这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在答辩里面不提出植硅体的事,才算解开了这个谜)。不过我总惦记着要找个机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有一位钟茂华同志找到我。他是研究火灾的,所以对周口店的烧火感兴趣,问我值不值得做一些研究?我鼓励他去做,因为这个事情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结。正好这时周口店在搞抢救性发掘,又挖出很多火烧的灰烬。我就把他介绍给负责周口店发掘的高星教授,他很支持,给钟茂华采了好些样,大概有10个样吧。钟分析之后发现每个样品都有植硅体。他还烧了不同种类的植物,有的植物烧出来的植硅体比较多,有的烧出来植硅体比较少,不一样的。这样我就想,可能卫纳他们采的样,碰巧烧的是产生不多植硅体的植物。钟茂华希望在Science上发表他的结果,但是被拒登,2014年才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

  总结一下前面讲的那些具体内容,可以得出经验教训:做科学工作,第一,必须要有科学精神,要实事求是,不迷信前人的东西,敢于创新,敢于怀疑。比如说Science这类杂志固然很权威,但是我不迷信它,我觉得我的论点有道理,那我就搜集证据写文章。其次要讲究科学方法,要全面地看问题,要综合地看问题,不能只看片面。比如刚才讲的卫纳等的论文,吴新智:我与周口店遗址015他就很片面,只抓住他做实验得出的几点东西,就拿来做主观的解释,不顾其他学者过去观察到而且发表了的资料,路就走歪了。而我不只是用他的一些实验资料,还用郭士伦用“裂变径迹”方法研究出的结果,加上我自己的分析,还有裴老他们以前的报告等等,比较全面地、综合地来看问题,这样就与片面地看问题的方法不一样了。说得通俗一点,就像在一栋大楼里面搜炸药,搜到有一间房子里面没有炸药,就说全大楼都没有炸药,不见得。他就取那么一点点东西,以偏概全。对山顶洞人也是这样,要不仅看到每个头骨的个性特征,还要看到那些共同的特点,对个性特征的解释,要联系更广的面。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所组织了17个有关单位对周口店与古人类有关的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书贡献了大量的新成果,特别是关于年代的问题给出了很多数据。在这以前,我们只能根据动物群对比笼统地说第1地点的时代为大约50万年前,70年代和8 0年代在周口店大范围地用多种技术开展同位素测年,得到了彼此之间基本上可以兼容的一系列数据,形成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周口店遗址群的年代框架,就是从50多万年前到20多万年前,跨度相当大的这样一个结果,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进展。这本书记录了所有作者的姓名,我觉得应该让人们知道这项大工程的幕后包含当时我们所的副所长刘振声的具体组织工作。

  2009年英国《自然》杂志报道用铝铍(Al/Be)法测定北京周口店第1地点的年代。该文提供了所测全部10个样品的年代数据,由于其中4个数据过分离奇(如第6层为278±51万年前;8-9层一件石器为16 6±21万年前,年代早得离谱;第12层为62±74万年前;第13层为31±74万年前,标准差比平均值分别还大或大得多,第13层的平均年代比所有其他层都晚得多)而废弃不用。该文根据其余6个数据计算得出77±8万年前,认为是为第7-10层提供了最好的年代数据,但是没有对这四个层位年代为何没有差异做出任何解释。其实在其所采用的6个数据中还有一个采自第7层的数据(100±23万年前)也早得离谱,但该文没有解释为何不予废弃。而该文报道第10层为75±21万年前,如此则在上的第7层反比在下的第10层早得多,也不合常理。该文承认古地磁测定第14层上界为78万年前,但是却没有对第7,8-9,10,11,12,13层这七层如此巨厚堆积物的沉积为何只用了短短几千年,其上方的六层堆积却用了36万年,甚至56万年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没有任何地质现象显示出堆积速度在此洞内能有如此大的反差,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如果75±21万年前的数据可信,则这些层位应为冰期堆积,但第7层有鬣狗、水牛;第8 - 9层也有鬣狗、水牛,还有豪猪;第10层也有鬣狗,如果说这些习惯于温暖甚至炎热环境的动物能生活于冰期环境,似乎还需要有合理的解释。最后,这种测年技术的基本要求是所测样品必须保证在进入第1地点被深埋之前没有被深埋而与宇宙射线隔绝的历史。该文之所以出现被作者废弃的4个离奇的数据和第7层的过早数据(100±23万年前)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之前还有过被深埋的历史。而该文对其所采用的所有数据都没有能提供其符合上述前提条件的证明,怎么能断定他们都与各个层位的实际相符?总之,在周口店用过的测年方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此法也非例外。

  我记得的周口店老工人有柴凤歧、乔琪、乔德瑞和其子(或侄?)乔金芳。金芳称乔琪为二叔,因此有些同事也随口叫乔琪“乔二叔”。还有一位老工人宋国珍,晚年常腰痛,老用手捂着,人们就开玩笑叫他“捂腰溜”(捂着腰溜达),谐音“五幺六”(“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反革命组织的名称)。这些老工人为人都很实诚,工作勤勉受人尊敬。

  以上是我关于周口店遗址的记忆。应口述史采访同志的要求我就以下问题做点补充。

  周口店遗址对于人类学的贡献

  研究人类体质历史的直接证据是化石。解剖学者杜布哇(E Dubois)1891年发现爪哇猿人化石使得他和有的科学家相信人类历史可以向前延长达到50万年。但是当时人类学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只有人类能制造工具,没有工具伴存的化石不能是人。没有发现爪哇猿人化石与石器共存,导致其能否算人存在争议,甚至杜布哇本人后来也改变观点,认为这些化石属于一种巨型长臂猿。30多年后在周口店第1地点发现了大约50万年前的,形态介于现代人和猿之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而且与石器共存于一个山洞里,科学界才达成共识,确定人类历史可达到50万年。爪哇猿人头骨的形态与之很接近,其属于人类的历史定位也就被肯定了。

  但是曾经被认为属于他的大腿骨被后来的研究否定属于同一种人类,因此不能为5 0万年前古人类身体的形态提供任何信息。反之,在周口店第1地点却发现了不少四肢骨和更多的牙齿化石,科学家才能获得关于此时古人类身体状况的更多知识。

  到了1959年东非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发现了大约170万年前的石器,这是人类存在的间接证据。也就是说,大家同意人类的历史应该有大约170万年,所以周口店古人类就不能继续坐在人类祖先的第一把交椅上了。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周口店还保留着两个第一。一个就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古人类遗址当中,既保存丰富的人类化石,又保存丰富的人类工具,还保存古环境的丰富证据,并且研究历史最长的遗址中,周口店是最早的。其他的遗址如西班牙的阿塔普埃尔卡山胡瑟裂谷(Atapuerca SH)遗址的年代与北京猿人相若,人类化石丰富但是其他材料单薄得多,格鲁吉亚的Dmanisi遗址比周口店遗址早得多,但是人化石迄今发现的还比北京猿人的少,其他遗物也比较单薄。第二个呢,周口店有人工用火的证据,是东亚人类用火的最早证据。

  周口店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呢?从大的方面讲是帮助人民大众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就是他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世界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呢?一个是宇宙,一个是地球,一个是生命,再一个是人类。宇宙是怎么变化发展的?从古到今是怎么样的?地球是怎么起源的?从古到今是怎么发展变化的?地球上的山川水体和大气是怎么变化的?生命是怎么起源的?多种多样的生命形式是如何产生和演变的?另一个很重大的谜,就是人,这么一种生物,非常奇怪,他跟万物都不一样,他能够创造和发展文明,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世界。人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发展的?也需要有一个解释。相信辩证唯物主义的人认为,世界从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物质按照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动、发展,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相信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人,有另外一套的看法。

  人们要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就要辨别哪一种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必须要有证据,人们对关于这几个起源的科学知识了解得越多就会越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古人类学就提供了证据,帮助人们相信人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发展变化来的,而周口店诸遗址的化石构成其中重要的一些环节。

  刚解放的时候,百废待兴,中央就提出学习社会发展史,是为了帮助人民大众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要使人民大众知道最初的人类社会是原始社会,没有剥削,后来生产发展了才出现剥削,而最后终归要消灭剥削,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样来提高人民对革命的认识。我听老同志们说,那个时候周口店遗址是车水马龙,就为了到周口店来看这个原始社会的重要代表—北京猿人。当时北京郊区修建的第一条柏油路就是从广安门通往周口店的,我听我所绘图室沈文龙说,路两旁的树种就是根据他的建议采用的。不过在70年代初扩建京周公路时改种了杨树。

  这是从大的方面,哲学的层面讲。

  从小的方面讲,就是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祖先都有好奇心,想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像周口店这样一个遗址群的资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这方面的好奇心。

  周口店在研究人类起源的进化中,随着国内外其他古人类遗址发现和研究得越来越多,相对的分量不可避免会越来越轻。不过到现在为止,第1地点还保留两个第一嘛。这两个第一会不会逐渐淡化甚至不复存在呢?科学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不一定要保持那么多第一,你有你本身的价值嘛。

  周口店遗址群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普基地,也是地质学实习基地。周口店对于了解中国人类早期的形象贡献是很大的。元谋的猿人只发现两颗牙,但是脑袋是什么样?不知道。蓝田只有头盖和下颌骨,脸长成什么样?不大知道。郧县倒是有两个比较完整的头骨化石,但是形象被歪曲得很严重。中国中更新世的人脸长什么样?20世纪中期只能依赖周口店的化石来推测了。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唯一的根据了,因为后来在陕西大荔、辽宁营口、江苏南京和近年在安徽东至发现的标本都有脸的化石,所以周口店不是唯一的啦。现在已经知道那个时期中国各地区的人类有着不小的差异。当初光有周口店人类化石的时候,我们只能假设中国人的祖先是从周口店来的。但是后来有了别的化石,那就要进行比较研究了。比较了以后才可能推测和判断,哪个是主要的来源,哪个不是,北京猿人可能在哪些特征上对我们祖先的形成有比较大的贡献,在哪些方面可能贡献很小甚至没有贡献。研究科学都得要根据具体的证据和合理的推理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看法。

  为了让遗址遥远的将来能为我们获取更丰富信息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不主张在短期内再进行发掘。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技术是不断发展的。现在周口店所剩余的堆积物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把它挖掉的话,靠目前和近期的科学技术条件有好多信息我们采集不到。比方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在堆积物的表层取样,使用好多种新的技术,就可以把年代框架做得更精确。而在当初30年代和50年代发掘的时候就不可能采集到这些信息做出这些成果,那时没有这些测年技术嘛。如果那时将堆积物挖空了就不可能做出现在知道的年代框架了。在20年、50 年、100年以后,科学技术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很难想象。不过我坚信那个时候凭借新的技术肯定能从堆积物中研究出靠现在的技术得不到的新信息,但是如果堆积物已经被挖空,也就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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