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资奎:周口店是我的大学堂

日期:2018-08-22 16:03    来源: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

分享:
字号:        
  • 未标题-3.jpg
  • 未标题-3.jpg

  赵资奎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工作,任古人类室研究实习员。

  1958年,参加由贾兰坡先生领导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工作。1959—1960年,主持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地点发掘研究项目。于1959年在第10层上部发现一块完整中国猿人下颌骨化石,1960年在第13层发现一件石器。

  1961—1964年,筹建化石组织切片实验室,进行灵长类牙齿化石显微结构探索研究;领导华南地区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人类化石调查研究和陕西蓝田猿人遗址发掘工作。

  1971年至今主要从事恐龙蛋化石研究。

  我在周口店边干边学

  我1957年大学毕业,因为是学生物学的,就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工作。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夏季,北大考古系要组织二年级的学生到周口店遗址实习,时间大约两个月。借这个情况,并考虑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快到了,研究所领导提出:发掘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寻找“北京人”化石,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其实周口店发掘工作在抗日战争中断十二年之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就恢复了,1950年后因为其他事情又停了下来。这次仍然由贾兰坡先生负责。当时因为我被分配在古人类研究室,因此也让我参加,到周口店做贾老的助手。

  其实,我对周口店的印象,除了小学时候老师介绍过周口店发现了猿人化石,其余的我都不知道。所以说1958年到周口店以后,我才真正接触到周口店过去的发掘历史。当时“北京人”洞穴堆积在西边和东边的都保存得很好,就是中间挖掉了。虽然我是学生物学的,但在学校学的都是现代生物,而对于古脊椎动物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更谈不上有什么兴趣。到周口店参加发掘工作,一开始没有什么想法,很被动,贾先生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当时按照30年代在周口店发掘时建立起来的“打格分方”的方法进行发掘。每一方格由2—3人负责,发掘出来的每一块化石都要编号,并按规定包装好。应该说这套发掘方法是很科学的。我们所保存的大量的周口店标本,只要看一看号码,就知道是从什么地点、什么层位以及是从哪一方格内发现的。

  虽然那时候北大的学生们把我当成老师,但其实我连最基本的,比如说化石挖出来之后怎么包都不会。在野外工作怎么包化石,都有一套的。所以,贾先生先教我,化石挖出来后怎么编号、怎样包装。然后我就“现买现卖”去教学生。

  按照贾先生原定的计划,在三个地点同时进行发掘,其中最主要的一处是在洞穴东侧,即在鸽子堂顶部、已暴露的第三层往下发掘。发掘面积东西长五六米,南北宽十一二米。根据以往的经验,在下面的第四层和第八、九层发现“北京人”化石的可能性很大,从现在的发掘面到第八、九层有近20米厚。开始时,每一方格由2—3位学生负责,用钉锤、铁钩子和小铲子发掘,速度很慢。那时候正好是“大跃进”时期,他们就想按照这样的发掘方法和速度,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挖到第八、九层找“北京人”化石难以想象。因此在一些学生中出现了急躁情绪,而且很快蔓延开来,有人提出要敢想敢干,打破旧框框。在这种形势下,贾先生被迫违心同意用大爆破方法,就是打大炮眼,装上炸药,把坚硬的堆积层炸裂,炸成一块、一块的,大小不等。爆完了就撬,撬开看看,有化石的就捡出来,没有的都扔了。就这样,将近一个月时间,从上面第三层到下面第八、九层,就挖掉了近2000立方米的洞穴堆积物。

  后来北大学生走了,贾先生带着我们,包括那时刚分配到所里工作的两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生李炎贤和戴尔俭继续清理发掘现场,又搞了一两个月。在这期间贾先生抽空就带我们把1951—1957年期间在周口店附近新发现的七八个地点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了整理,教我们怎样鉴定哺乳动物化石,如中国鬣狗、肿骨大角鹿、李氏野猪等等。他还带我们到这些化石地点进行现场考察,什么是洞穴堆积、什么叫角砾岩,河流流过之后形成的岩石是什么样的,他一边指着、一边解释。那个时候真是学到不少东西。

  1959年初,所领导在总结、检讨周口店发掘工作时,决定继续上年度的工作向下发掘,并决定让我来负责。我吓了一大跳,担心担当不起。所领导就给我做工作:你大胆去做,有什么事儿所里负责。裴文中先生和贾兰坡先生都说,放心吧,有问题打个电话来,我们就立刻去帮助解决。

  参加1958年的发掘时,在贾先生的指导下,我基本上学会了老一辈科学家在周口店建立起来的“打格分方、按水平层”发掘的方法。就这样我忐忑不安地接受了这项任务。那个时候我们研究所和当时的苏联古生物研究所合作、共同组织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要到内蒙古、新疆进行野外考察。当时所里招了好多复员军人,其中大部分人参加了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剩下的五六人就被分配到我们这里,和4位老技工一起组成的发掘队,于六月份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没几天,所长杨钟健和刚调来任副所长的颜天明就到周口店来了解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这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暖,也增强了我对发掘工作的信心。

  根据所领导的指示:要严格按照以往行之有效的“打格分方、按水平层”发掘的方法,继续上年度的发掘面向下发掘。大约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在第十层上部发现了一个“北京人”下颌骨化石。这一发现,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因为以前发现的“北京人”化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都丢失了。新中国成立后,在50年代初发掘的时候找到了几个牙齿和两小段破碎肢骨,仅此而已。

  所里接到我的报告后非常高兴。很快,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和吴汝康等各位先生,先后来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了解“北京人”下颌骨化石的发现情况。

  为了进一步加强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所领导除了抽调李炎贤来周口店参加发掘外,还通过科学院组织义务劳动队,分几批来周口店参加我们的发掘工作。从此,每天参加发掘的人员就有40—50人不等。

  裴老有空时就来周口店,给我们讲30年代周口店发掘的情况。尤其使我感动的是,1960年,大约是六七月间,裴老还来周口店住了近一个月,专门给我和戴尔俭两人较为系统地讲授有关周口店地质情况、发掘和研究的历史。在讲到有关“北京人”制作石器的原料来源时,还带我们两人到附近的一条名叫坝儿河的河滩上,沿着河滩向北一路观察各种砾石大小、形状,一直走好了几里地,还到分布有大理石和花岗岩的地方给我们解释当时大理石是怎样形成的。

  在五六十年代,周口店是一个对外窗口,经常有外国友人来此参观,地质学院老师也经常带学生来参观、实习。周口店就像是一个大学校,不同的人来参观,我都得去接待,他们提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我得回答。回答不了的怎么办?就逼着自己去学。我是经常拿着老一辈科学家写的有关周口店的论文和专著在周口店陈列馆对着展出的化石标本等展品来学习的。可以说,古脊椎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这两门学科中最基础的内容,我是在周口店一边干、一边学的,不是在正儿八经的课堂上学来的。

  1959年,所里根据科学院提出的“技术革命”口号,决定筹建“化学分析实验室”“化石组织学实验室”和“化石修理技术革新小组”。但是搞了近一年时间,效果不是很明显。1960年,所领导在讨论它们的去留时,吴汝康先生提出,化学分析实验室由他来管。就这样,吴先生要我和毕初珍负责继续筹建“化石组织学实验室”,进行古人类牙齿、古猿牙齿化石显微结构探索研究。因此,我们就时断时续到当时的“北京医学院口腔系”学习牙齿组织学和制作牙齿切片的技术。当时,吴先生给我们几个猩猩、巨猿的牙齿化石,让我们制作显微镜镜检薄片,观察这些牙齿的显微结构特征。但是,正当我们计划探索巨猿牙齿化石显微结构特征时,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探索被迫停了下来。

  1970年,我们所接受了一个研究项目,解决南方红层的地质年代。我国南方广泛分布着一套中生代、新生代的红色地层,简称红层,其中蕴藏着多种沉积矿产资源,并富含动植物化石,详细研究这些红层的地层关系和古生物化石,不仅有其重要的经济价值,而且还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当时我们所的野外考察队在南方几个地点找到一些蛋壳碎片,回来后拿给杨老看,杨老说这可能是恐龙蛋壳。如果真的是恐龙蛋,那么就可以肯定这些含有蛋壳化石的地层时代是晚白垩世。

  但是要真正确定是否是恐龙蛋壳,就得把它切成薄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的显微结构特征。因为我已学会制作化石切片和使用显微镜,所以杨老提出交给我来做。在五六十年代,我们所先后在山东省莱阳和广东省南雄县发现了大量恐龙蛋化石。我和蒋元凯接受这一任务后,就把蛋壳拿来制作显微镜镜检薄片。跟过去在山东发现的恐龙蛋对比,肯定这些蛋壳的确是恐龙蛋,因此这些含有蛋壳化石的地点的地质时代应为晚白垩世。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当我们以山东莱阳发现的恐龙蛋壳显微结构特征作为比较的标准时,发现原来被鉴定为“圆形蛋”的那些蛋壳显微结构多种多样,根据其相似和相异的程度,还可以再分为七八种。我们把这个发现向杨老报告,他感到很惊奇,也很高兴,随即把外国科学家寄给他的几篇关于恐龙蛋壳显微结构特征的研究论文交给我们。

  其中有两篇是用德文写的,德文我不懂,杨老还亲自将其翻译成中文交给我们。那时候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每天除了参加政治讨论、批判大会外,我们也没什么事可做。有了这个任务,我和蒋元凯天天在实验室里,把我们研究所在全国各地采集到的恐龙蛋壳拿来制作镜检薄片。不到半年时间,就制作了近千片标本。此外,我们还到北京动物园联系,收集了一百余种鸟类的蛋壳来制作镜检薄片,观察这些鸟类蛋壳的显微结构特征与恐龙蛋壳有什么不同。当时杨老对我的启迪的确很大,他鼓励我们说,你们好好干,恐龙蛋在中国最多,这东西是超国际水平的。就这样我搞起恐龙蛋来了,写出文章来,杨老马上推荐给《中国科学》,一刊登国外就知道了。

  先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是我们突破和创新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吴汝康先生提出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这种多学科的研究,可是一个学问。当时提出一大堆研究课题,但是没有弄清楚哪些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最后呢,各说各的。当时如果把裴老、贾老等老科学家吸收进来,我相信可能会做得更好,达到更好的效果。

  北京人遗址含有“北京人”化石和遗物的堆积厚度达40多米,根据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共划分了13层。整个堆积是连续的,中间并未发现有明显的间断。20世纪30年代,裴老、贾老他们从上到下一层一层地发掘。可以说,对北京人遗址的“家底”了如指掌。

  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就在这时,裴老组织了几个人发掘北京人遗址南裂隙的堆积。没几天,就发现了属于“北京人”的一块额骨和一块枕骨。1969年,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所里提出研究1966年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碎片。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裴老就提出,要我们把30年代在那里发现的“北京人”颞骨复制的模型找出来对对看。真是让我们意想不到,新发现的头骨破片竟与30年代发现的颞骨合并成为一个近乎完整的头盖骨,说明它们原来同属一个个体。

  我在周口店工作那几年的体会是,在全世界发现的人类化石地点中,能够保存如此完整的只有周口店了。尤其是他们用火的证据、制作的石器,这些材料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地点可以跟它相比。

  现在咱们讲创新,其实早在30年代,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就在创新了。最初,工作人员是按照地质古生物学那套野外工作 周口店记忆方法进行发掘,但是由于野外记录不很详细,随着研究不断深入,特别是发现的哺乳类化石,常常搞不清其出产层位的上下关系。这种发掘方法的不完善,促使裴先生、贾先生等人对发掘方法进行不断地改革,逐步建立了“打格分方、按水平层”发掘的一整套工作方法。从此,挖出来的化石和石器等标本的记录就非常详细,每件化石都有编号。我们只要看标本上的号码,查一下平面图和剖面图,就可以知道这件标本是在哪一层、哪一“方格”里发现的。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前古脊椎所的研究技术人员的工作特点。每一块采集回来的化石都有编号,例如在山东莱阳和广东南雄县采集的恐龙蛋化石,即使是一片小蛋片也都是有编号的。

  我很佩服贾老,他是学会计的,到周口店后主要就是自学。那时候好多外国专家也经常去周口店,他就一点点求教、学习。后来裴老到法国留学去了,那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谁来负责?就是贾老来负责。现在保存下来的周口店的发掘资料,都是贾老在抗日战争期间相当艰苦的条件下,把过去每一层发掘的资料认真整理,完好地保存下来的。

  如果没有贾老这样的人把周口店的资料保存下来,过去所有发掘出来的标本将会失去出产层位依据而造成混乱。所以贾老在保存资料这方面,功不可没。

  周口店发现的化石非常丰富,虽然这些标本大部分都已被研究过了,但是仍有很多未解之谜。在1958、1959年,裴老、贾老对我们说应考虑对北京人遗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北京人遗址的地质年代、当时的环境条件等等。尤其是贾老一直念念不忘地提到,为什么在下部地层中发现的肿骨大角鹿下颌骨比较扁平,而在上部地层中发现的就很肿大?所有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在当时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条件的制约下,是很难搞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会进一步采用新的分析方法,研究这些化石。我相信,将会逐步解决过去没法解决或大家看法不一致的问题。例如采用地球化学分析方法,分析某一种脊椎动物的骨、牙齿化石中的碳氧同位素组成,就可知道这种动物当时的生活环境,甚至还可以了解到当时该动物是以被子植物还是以裸子植物作为食料来源的,而这在90年代以前是办不到的。

  现在,怎么样再去创新、去突破是个严峻的问题。发掘出来的材料那么多,必须得整理。要年轻人整理几天可以,但要让他们长年累月在那儿整理就烦了,整理过后能不能有个结果那也是不好说。我觉得,除了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采用何种方法去再进行研究,是最至关重要的。周口店这批化石独一无二,直到现在仍然可以发挥它的作用,我相信可以在研究上突破一些东西,这样就丰富了“北京人”当时的生活情况。

  博物馆如果没有研究力量是发展不了的。最近这一二十年,国家对建立自然博物馆比较重视了。那么,自然博物馆怎么建馆呢?我知道有的就是买化石进来,然后博物馆就建立起来了。这样的博物馆有什么生命力?一点生命力都没有。正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克劳斯所说的,“每一件化石都会告诉人们一个故事,如果不用正确方法采掘化石,那么就会失掉它的内涵和故事,而最终将使它变成一件艺术品”。

  博物馆是一个科普宣传基地,随着新的化石材料不断发现和在研究上进一步深入,博物馆的展览也要不断更新。 1992年我去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访问,那时他们正在筹办一个恐龙展览。他们告诉我,办这个恐龙展览的时间,估计也就是十年,十年以后可能就不行了,因为有不断地发现、研究,对恐龙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

  从发掘人类化石到研究恐龙蛋化石

  我觉得老一辈科学家在周口店发掘时建立起来的发掘方法,是经得起考验的。1958年以后,曾讨论过如何对北京人遗址进一步发掘的问题,裴老就提出不能全给挖空了,也得留给后人。裴老是对的,后人得知道过去在周口店发掘时有什么经验教训,现在有哪些未解决的问题。这些如果弄清楚了,弄得比较可靠了,那你抓住主要问题,再去发掘,也许能搞出点名堂出来。

  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就搞起恐龙蛋来了。有关周口店最后的一个研究是70年代末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的鸵鸟蛋壳化石进行研究。这些鸵鸟蛋壳化石,有的是烧过的,有的是没有烧过的。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些鸵鸟蛋壳化石的显微结构特征,虽然和现代非洲鸵鸟以及200多年前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的象鸟(也叫隆鸟)的蛋壳显微结构特征有一定相似性,但是与现代非洲鸵鸟蛋壳有很明显不同,而与象鸟蛋壳的更为相似。

您访问的链接即将离开“首都之窗”门户网站 是否继续?